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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宣宗南迁汴京的三年内，“河北军民从居河南者几百万口”。汴京因大批官民的迁入，人口还有大量增加。
但这数百万口不会都迁入汴京，金朝廷也不会在首都安置这么多人口。直到正大八年（1231 年）蒙古军攻入河南，避兵的难民才蜂拥逃入汴京。
天兴元年（1232 年）围攻汴京时，城中死者以百万计。解围后大疫，诸门出棺九十余万，贫不能葬者尚不在内。到天兴二年汴京降蒙古时，城内还有一百四十七万口。
据此，汴京城在聚集难民最多时有可能达到 100 多万户。
从成吉思汗六年（1211 年）开始攻金，到八年，“河北郡县尽拔，唯中都、通、顺、真定、清、沃、大名、东平、德、邳、海州十一城不下”。次年围攻金中都（今北京），宣宗南迁，黄河以北及关中均为蒙古所占。
成吉思汗从中都北撤时，过居庸关后，“取所掠山东、两河少壮男女数十万，皆杀之”。河朔一带，“数千里间，人民杀戮几尽，其存者，以户口计，千百不一余”。
太行山以东，“兵荒之余，骸骨蔽野”。“城郭为圩，暴骨如莽”。
关中地区“居民百万，以至缁黄，糜灭殆尽”。“八州十三县，户不满万”。
窝阔台汗四年（1232 年）在围攻汴京的十六昼夜中，城内外死者以百万计；解围后又大疫，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贫不能葬者尚不在内。
次年城陷后，“被俘虏者不可胜计”，强制北迁时“踣死道路者，踵相蹑也”。
所以到宋军入汴时，“见兵六七百人，荆棘遗骸，交午道路，止存民居千余家”。
蒙古一些将领嗜杀成性，如木华黎，就留下了大量残酷的记录：攻绛州，“拔其城，屠之”。“进攻北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南大明城），金守将银青率众二十万拒花道逆战，败之，斩首八万级。”
对抵抗者如此，对投降者也同样如此。“广宁刘琰、懿州田和尚降，木华黎曰：‘此叛寇，存之无以惩后。’除工匠优伶外悉屠之。”
宋元之际的人口损失主要出现在四川和长江中游的襄阳一带，宋元在这些地方的战争异常激烈，元兵的杀戮也非常残酷。
如阔端军入成都后，“蜀民就死，率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
元兵围汉州时，“汉州兵出战，城破，尽为蒙古所屠”。
从 1235 年（蒙古窝阔台汗七年、宋端平二年）开始，到 1278 年（元至元十五年，宋景炎三年）重庆最后陷落，在四川的激烈拉锯战持续了 40 多年，比北方金灭亡时有过之无不及；以至在元军尚未占领时已经“民人死亡十之六七”，“流移满野，颠踣系路，弥望数百里无炊烟”。
四川的四路在嘉定十六年有 259 万户，估计有 1000 万人口；但到至元二十七年还不足 10 万户、62 万人。
即使考虑到至元统计数缺漏单位较多，实际人口估计也不过 100 万左右，至元十五年战争结束时的人口更少。
元代在四川行省并省的县有 40 个之多，就是人口锐减的明证。除去人口迁移部分，四川的人口损失至少有七八百万。
宋元在以襄阳为中心的江汉一带的战争也持续了 40 年，仅襄阳、樊城的攻防战就长达 5 年。至元十二、十三年统计的荆湖南、北路的户数比嘉定十六年少了 256495 户。在此期间，荆湖南路仅最后才受到战争的影响，而前期的 50 年间人口应继续增长，新增人口足于抵消后期的损失。在金亡时，荆湖北路也有接受一些南来移民的可能。所以这 25 万多户可以认为是荆湖北路所减少的人口的下限，总数估计在 150 万左右。
加上其他地区在战争期间的损失，南宋境内因战争而减少的人口也超过了 1000 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