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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说命中》记载托名商王武丁与傅说的一段对话。傅说对武丁说：“非知之艰，行之惟艰。”这句话的意思是，懂得道理并不困难，困难在于付诸实行。后人将其概括为“知易行难”四字。此篇属于后世学界认定的伪古文《尚书》，并非商代原始文献，但这句格言自魏晋之后广为流传，成为中国古代知行论述流传最广的源头。
此后的两千余年里，“知易行难”一直是中国思想界处理知行问题的主流共识，极少有人专门提出对立命题挑战它。人们讨论的是别的问题：知与行孰先孰后，知能否完全转化为行，行反过来能否增益知。朱熹主张知先行后，认为穷理是践行的准备。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认为真知必然包含行的冲动，二者本是一事。王夫之主张行先知后，认为行是知的来源，也是知的验证。这些讨论各有侧重，但都没有把“知难行易”作为核心主张，直接和“知易行难”对峙辩论。
这不是因为古人没有能力提出反向的思考，而是因为“知易行难”在经验层面几乎不证自明。一个人可以轻易说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但真正做到的人寥寥无几。道理是公共的，行动是个人的；道理是静态的，行动是动态的。在这样一个框架里，专门追问“知是否比行更难”，并不构成思想议题。
转折出现在1918年。
孙中山完成《孙文学说》，后编入《建国方略》第一部分，题为“心理建设”。他借用《尚书》原句文字，反转语义，提出“知难行易”。原文表述是：“行之非艰，知之惟艰。”古文本义是知不难、行动难；孙中山的解读则完全相反：行动本身并不困难，真正困难的是获得正确的知识。他以饮食、用钱、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等十事为例，说明人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不知而行”——先有行动，后有知识。科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从盲目行动到系统认知的历史。
他为什么要提出这个观点？直接原因是民国初年的政治挫折。辛亥革命成功后，革命党内部弥漫着一种消极情绪。许多人对建设民国缺乏信心，理由是“革命道理虽然明白，但实行起来太难”。他们援引的正是“知易行难”的古训。在孙中山看来，这个古训已经成为心理建设的障碍。如果人们相信行动比认知更难，他们就会在行动面前止步。要推动建国事业，必须先破除这个信念。
因此，“知难行易”的提出不是一次纯粹的学术讨论，而是一次有针对性的心理动员。它的论证方式也不是哲学式的严密推演，而是以大量实例说明：人类历史上绝大多数进步都始于盲目的实践，认知是后来才跟上的。孙中山要传达的核心信息是：不要因为害怕困难而放弃行动，行动本身并不像你想的那么难。
这个观点在1919年随《孙文学说》刊印而公之于众，随即引发思想界的持续争论。胡适在1929年发表《知难，行亦不易》一文，对孙中山的观点进行修正。胡适认为，孙中山正确地指出了“知”的困难，但低估了“行”的复杂性。在政治和社会改造领域，知难，行同样不易。胡适的介入，使这场争论从简单的二元对立走向更细致的分辨。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看清一个事实：在孙中山之前，“知易行难”是一个孤立的格言，没有人拿它和“知难行易”配对辩论。是孙中山主动将二者对立起来，才催生了这场持续百年的辩论。古人并非没有零星感知到“求知之难”，但没有动机把它提炼成一套学说，用来反向否定“知易行难”。只有当“知易行难”本身成为阻碍行动的意识形态时，翻转它才成为必要。
今天回看这两句话，它们的适用范围其实不同。“知易行难”描述的是道德实践领域的常态：道理人人能说，做到的人很少。“知难行易”描述的是科学探索和技术进步领域的常态：人类在缺乏系统知识的情况下已经完成了大量实践，认知的积累往往滞后于行动的拓展。两句话并不矛盾，它们各自对应不同的活动类型。将二者强行对立，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并非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