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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很难向企业有效收税，甚至出现企业所得税占比持续下降的趋势，并非单一原因造成，而是其政治体制、税收制度漏洞以及全球化经济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
资本与政治的深度绑定
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下，两党虽然在税收政策上存在分歧，但本质上都难以摆脱资本利益集团的影响。
选举依赖资金：美国的选举需要巨额资金支持，大公司和特定利益集团通过“政治行动委员会”等渠道为参选人提供资金。当选后的政客为了回报这些支持者，往往会在政策制定上倾向于为企业创造有利的经营环境，导致“减税容易增税难”。
强大的游说力量：企业可以通过合法的游说活动直接影响立法。例如，当会计准则制定机构试图要求企业公开更多涉税信息时，共和党议员和商会便通过施压、威胁削减预算等方式进行干预，成功阻碍了提高税收透明度的提案落地。
复杂的税法与跨国避税手段
美国拥有极其复杂且充满漏洞的税法体系，这为大型跨国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操作空间。
利润转移与低税率庇护：跨国公司利用各国税制差异，通过复杂的财务操作将利润转移到爱尔兰、新加坡等低税率地区的子公司。配合美国国内较低的 Corporate Tax Rate（如 2017 年税改后），形成了“低税+匿名”的双重庇护，使得企业在海外赚取巨额利润却无需在美国缴纳相应的税款。
科技巨头的典型操作：像微软这样的科技巨头，曾长期被指控滥用成本分摊协议，将知识产权转移至海外低税区，从而规避数十亿美元的本土企业所得税义务。
“全球禁言令”效应：美国在国际上推动修改国别报告规则，要求数据在公开前必须匿名处理。这使得外界虽然能看到总体少缴了多少税，却无法锁定具体是哪家公司在逃税，大大削弱了对跨国公司的震慑效果。
财政困境与征管阻力
近年来，美国联邦财政面临高赤字、高债务的压力，进一步加剧了向企业收税的难度。
迎合民意的普惠性减税：为了争取选票，美国两党近年来都倾向于推行普惠性的个人减税政策。这导致财政收入缺口不断扩大，政府更加依赖关税等不稳定的收入来源，而缺乏足够的政治意愿去触碰企业的核心利益。
税务征管能力受限：尽管美国国税局（IRS）近年来获得了一定预算增加以打击高净值人群和企业的逃税行为，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人员裁撤和资金紧缺，其追查工作时常受阻。同时，针对海外逃税的有效监管机制（如曾经的“瑞士银行计划”）也逐渐搁置，导致大量海外资产隐匿难以被察觉。
美国很难向企业收到预期的税款，是因为资本通过政治献金和游说左右了立法方向，跨国企业利用复杂的国际规则合法避税，加上国家财政对减税政策的依赖，共同织就了一张让企业税负不断降低的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