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塞墨鲁和罗宾孙森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以其宏阔之史观，剖解国运兴衰之谜。作者力排众议，否定了地理、文化等传统解释，独辟蹊径，提出“制度决定论”之核心要义，将国家命运的钥匙，归于其政治与经济制度之性质。

书中精要，在于将制度判为两途：一曰“包容性制度”，一曰“榨取性制度”。此二者，犹如阴阳两极，决定了国家的繁荣与衰败。

包容性制度，其政治上权力分散而制衡，广开言路，法治昌明；其经济上产权明晰，机会均等，鼓励创新与公平竞争。此种制度，为民众广开经济之门，使个人才智与努力得以转化为社会财富，从而激发无穷活力，形成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的良性循环。古之英国，经光荣革命确立议会主权，护产权，兴工商业，终成工业革命之先驱，便是明证。

反之，榨取性制度，则是少数精英之工具。其政治上权力高度集中，排斥异己，缺乏问责；其经济上则通过垄断与特权，将社会财富源源不断地汲取至统治集团手中。民众之产权无保，创新受抑，努力之果常被剥夺，故而丧失进取之心。此种制度，虽或能凭借集中资源在短期内取得表面增长，然其本质乃竭泽而渔，终将因抑制“创造性破坏”——即新技术、新企业对旧格局的革新——而陷入停滞与衰败。历史上诸多专制帝国，虽曾一度强盛，终不免于崩溃，其理在此。

制度之分野，非一蹴而就，乃历史关键节点之偶然选择与“制度漂移”之结果。黑死病、大航海等重大事件，如同命运之岔口，使相似社会走上迥异道路。而制度一旦形成，便具强大惯性，政治与经济制度相互强化，或步入良性循环，或坠入恶性深渊。

总而言之，本书以制度为钥，开启国家兴衰之门，其论断虽或有简化之嫌，然其洞察力之深，足资启迪后人。它昭示世人：国之强弱，不在山川之险，不在风土之异，而在其制度能否为天下人广辟机会，激发创造，共襄繁荣。

1978 年，埃塞俄比亚统筹委员会筹备推翻塞拉西政权四周年庆典。此时孟吉斯图在统筹委员会中的领导地位已经无人可以挑战。大皇宫自逊王罢黜之后就空着，他拿来当作自己统治全埃塞俄比亚的官府。庆典当中，只见他端坐镀金大椅，俨然旧朝诸皇，在那上面检阅部队。政务如今又重回大皇宫处理，坐在海尔塞拉西的宝座上，孟吉斯图自比 19 世纪中叶中兴所罗门王朝的皇帝特沃德罗斯。

当时的一位部长乔吉斯在回忆录中这样写着：

“革命之初，旧朝遗风我们全都弃如敝屣，不开车，不穿西装，领带视同罪恶，任何让人看起来体面或小资产阶级的，任何跟奢华或精致沾上边的，全都被打成旧秩序。后来，到了 1978 年，一切都变了。物质享受逐渐被接受，然后就开始要求。欧洲最佳设计师设计的服装成了政府高级官员及军事委员会大员的制服，我们拥有的全都是最好的，最好的房子，最好的车，最好的威士忌、香槟及食物。革命的理想全都打翻了。”

孟吉斯图成为独裁者的变化，乔吉斯也有生动描述：

“孟吉斯图露出了原形：睚眦必报、残忍、霸道……我们当中许多人以往跟他聊天都是手插口袋，一副哥儿们的样子，如今却发现，只要他一出现，我们就立正站好，毕恭毕敬。以前跟他说话，我们总是你呀你的，现在却发现，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改称“您”了。他搬进了孟尼利克皇宫的办公室，又宽大又豪华……开始使用皇帝的坐车……我们原来要的是一场平等的革命，如今他倒自己当起皇帝来了。”

从海尔塞拉西到孟吉斯图，从塞拉利昂英国殖民总督到史蒂芬斯，这中间的转移，道尽了恶性循环的模式，其极端与怪异实在值得奉上一个特别的称号。